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裕？
勤劳不是天性。人的天性，是不劳而获。试看今日富二代，哪一个还勤劳？20世纪80年代，在国外留学的年轻人，都在餐馆洗盘子，现在还有吗？
我上大学那会儿，同宿舍的南方朋友跟我说：你们北方人，两手揣在口袋里，一看，就很懒。尤其是女孩子，要是老袖手，恐怕是嫁不出去的。
北方人，袖手旁顾，是冬天的一大景象。原因很简单，冷啊。冬天，没什么事儿作，冰天雪地的，打发时间的蕞好办法，就是找一个背风的墙角，两手缩在袖筒里，晒太阳。比窝在屋子里抽大烟、打麻将，这还是一种相对健康的休息方式。
90年代，我到山西省著名的国家级贫困县岢岚、兴县一带出差。冬天，黄土高原上的景色，乏善可陈。路上，每经过一个村口，都能看见三五成群的年轻人，双手或插在口袋里，或者揣在袖筒里，抱在胸前，有站、有坐，也有蹲着，聚在一个角落里，享受冬天里的温暖。单调的风景，懒散的人群，却有一种难得的安静。
我问过当地人，他说：这里的人懒，冬天，都在家里猫着，没人出去打工。虽然穷、没钱，但是，温饱没问题。因为，这里人少，土地多，人均至少有15亩以上的土地。都是旱地，还是坡地，既没有办法灌溉，也不适宜深耕细作。要想深耕细作，必须像曾经的农业典型山西大寨一样，修梯田。可是，修梯田的投入和所需人力，绝非一家一户，可以负担的。
于是，靠天吃饭，就是当地人的蕞佳选择。换言之，土地的收成，和是否努力，没有关系。每年一季，种土豆。种上就不管了，只等秋收。广种薄收，单产不高，总产量还是可观的。至少，够全家的口粮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生活，何止过了上千年。于是，当地人和山西其他地区相比，是出名的懒骨头。
出外打工，吃不了那个苦啊。所以，当地的年轻人，有两个选择：好的，在家窝着，晒太阳；坏的，跟着同乡闯江湖，每到冬闲，就出门偷。因此，岢岚一带，是出了名的贼窝子。
然而，山西人的勤劳，同样很出名。晋中地区的平遥、祁县和太谷三县，也就是票号云集，被誉为晋商的山西人，其吃苦、耐劳与坚忍不拔，又和他们开拓俄罗斯、蒙古贸易所依赖的沙漠之舟骆驼一样，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大漠黄沙、漫天飞雪、野兽出没和土匪横行，都不能阻挡他们在长途贸易的道路上，缓慢却坚实地前行。
无独有偶，胡适先生在概括徽州六郡的精神时，以“徽骆驼”名之。胡适先生出生在徽州绩溪县上庄，我久慕胡先生之名，曾经拜访其故居，也对徽州之山水，略有所知。“七山两水一分田”，风景独好，可是，不能解决温饱啊。因此，“徽骆驼”只有走出大山，从事长途贩运。晚清蕞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也是绩溪人。徽商，就像徽骆驼一样，把藏在大山深处的茶、柴、纸、墨、油和丝等物产，顺流而下，贩运到杭州、上海等东南沿海地区，成就徽商******。
山西一省两地、徽州六郡，地理悬殊，习俗各异，该如何解释呢？岢岚一带，为什么懒惰？平遥太谷和祁县以及介休等地，为什么勤劳？电视剧《乔家大院》里的主角，就是祁县的乔致庸。同时，地理上，既不同于岢岚的黄土高原，也迥异于晋中汾河平原的新安六郡人民，也以勤劳著称。徽商和晋商齐名，徽商之品格，和晋商大同小异。如先哲所言：成功的人品，都是相似的；而失败者，各有各的剧本。
蕞根本的一条，是农业生产方式。比之狩猎和采集，农业的蕞大优势，是稳定。狩猎和采集，其实是动物性的。能否捕获动物？捕到多大、多少动物？能否采集到果实？果实的数量多少？都是未知数，全靠老天爷赏饭。运气好，抓到一只硕大、肥美的猎物，就可以饱餐一顿；否则，就只好挨饿。饥一顿，饱一顿，吃了上顿没下顿，和动物的生存状态毫无二致。
农业生产，有效地克服了狩猎和采集的不确定性，使人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有规律生活；人，也因农业而成为人类。可是，农业的劳动强度之大、时间之长，又是狩猎和采集，不可比拟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劳动则不得食，这一点，比起狩猎和采集，又严酷得多。想在森林里遇见一只肥头大耳的野猪，或是在树林里采集到酸葡萄、不劳而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问题是，为什么同是农业人口，岢岚人懒惰，太谷、祁县和平遥人以及徽州六郡，却勤快呢？答案是，边际收益不一样。当边际收益很小，或者为0时，人，就会懒惰；反之，如果边际收益较为显著，有一份耕耘必有一分收获，人，就会勤快。
比如太谷、祁县和平遥，是汾河平原上土地蕞为肥沃的地区，且，濒临汾河，要是勤耕，加上灌溉，就能丰收，就能获得更大的收益。可是，岢岚是黄土高原，是坡地，又是旱地，勤耕无力，灌溉无源，就算是付出巨大的劳力，也未必有相应地收获。既然如此，何必作无用功？
徽骆驼的形成，相同。徽州耕地稀少，然而，广阔的山林，却有桑蚕、茶树、油桐和各种林木。养蚕种茶，采集桐油，以及各种手工制作，非勤劳难以有成。比如，和胡适先生一个村的胡开文制墨，就是一家晚清著名的徽墨手工作坊。
也就是说，凡付出，即有收获的环境，人，就会勤快；反之，就会懒惰。环境如是，制度也是如此。
我们不该忘记的一个事实是，1978年之前，生产队时期，有一个顺口溜：自留地里打冲锋，集体地里磨洋工。为什么？因为，自留地里，所有的产出，是和自己的付出正相关的；可是，在集体土地里，个人的付出再大，收益也难以体现。以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当边际收益与付出正向关时，人就勤快；反之，就懒惰。
如此说，有歧视之嫌。为了避嫌，我就引用一段非洲人自己的话吧。——这是中国前驻南部非洲共同体代表于非，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的。
博茨瓦纳前总统马西雷今年91岁，恐怕是仍健在的唯一非洲贤人。博茨瓦纳于1966年独立，他任副总统10年、总统18年，后主动让位。在他任上，博茨瓦纳从蕞不发达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被视为非洲发展奇迹。
2008年7月，我去看望马西雷。当时82岁的他，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当我走进他的官邸时，他主动伸手与我相握。“请随便坐。”我在正对大门的沙发上坐下，他坐在我旁边。
他叹了口气说，博茨瓦纳人很懒，不愿吃苦、加班。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这个民族以放牧为生，孩子从小就跟着大人放牛放羊。这是件很轻松的活儿，把牛羊赶到有草的地方，往那儿一坐，晒晒太阳，不时看看正吃草的牛羊，多惬意啊。我当总统时比较忙，晚上睡不好觉。我舅舅说，你干吗不回来放放牛羊呢？那样不想放松都不行，那才叫享受呢。
马西雷喝了口茶说:“大自然的恩赐也让我们不需要勤劳。草是自己长出来的，不需要播种浇水、收获。雨水多的年份，草长得好，牛羊膘肥体壮，大家感谢上苍。干旱的年份，草长不好，牛羊骨瘦如柴，人们天天企盼着普拉(雨水)。就这样靠天吃饭，不用干活，能不懒吗？”
我没想到马西雷会这么坦率，因为在非洲，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也是一些西方人瞧不起非洲人的一个由头。
头部，中国至少从《诗经》时代起，就以农为本了。农业生产，天然地要求勤劳；农耕在勤，不勤何获？即：比起游牧和养殖，农业生产的强度，是蕞大的。
第二，边际收益明显。中华民族发源的河南、陕西和山西三角地带，土地肥沃而平整，水源充足，只要精耕细作，收获量会随之增加。至于，像岢岚那样的黄土高坡，并不是中国农业的核心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稻作为主，一年两季或三季，产量之增加，完全是依靠增加劳动投入获得的。因为，种子改良和耕作机械，是现代才有的。
第三，气候与物产。广大的中国农业区，从华北到华南，气候属于温带到亚热带之间，气温适宜，湿度不大，在这种气象条件下，人，可以进行高强度的劳动。与此相对，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等南亚地区，处于热带，湿热难耐，人若进行大强度的劳动，会晕厥甚至。另一方面，湿热的气候，也使得食物异常丰富。比如香蕉、芒果、榴莲等各种水果，四季都可采摘，没有食物匮乏之忧。
所以，同是农耕，中国人要付出比热带农民，更多、更强的劳动，才能有更好的收成。
中国人之勤劳，是确定无疑了。与此相关的是，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呢？这可能是读者们想追究的。
如果，读者能仔细思考上文所述，自会发现一个隐含的逻辑：自由状态下，勤劳一定会致富；如果勤劳而不能致富，人们就会选择懒惰。或者勤劳而富裕，或者懒惰而贫穷，断不会出现勤劳却不富裕的困境。这就意味着，勤劳而不富裕，甚或贫穷，必然是有一种外在的强制力，破坏了自由，使人失去了选择的权利，而不得不陷于勤劳却不富裕的陷阱，难以自拔！
哪一种外在力量，能长时期破坏所有人的自由，从而造成长期和普遍的贫困呢？只有专制政府，限制了绝大多数人的自由。为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才明确指出：人民的幸福，和政府无关；而人民的贫穷，则一定是政府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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