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墨是中国文房四宝之一。明清两代制墨工艺较前代发达，名家辈出，实物流传亦较多。明清制墨中心是歙县、休宁、婺源三县。明清墨又因其作用不同分成七类，即：御墨、贡墨、自制墨、珍玩墨、使用墨、礼品墨、药墨。文章对怎样鉴别明清墨品提出了具体的看法。

　　墨本来是中国文房四宝——纸、墨、笔、砚之一，是一种书写工具。写字作画要取得好效果，用好墨是个关键，所以历代文人墨客多搜罗好墨备用。但是古代墨是用手工业方式生产的，产品质量很难标准化。各造墨家的产品质量会不同，同一制墨家的产品因时代先后质量也会不同，因而好墨不是想要时就可找到的。所以书画家乃至一般文人遇上好墨就不免要多买一些藏起来备用。墨越好，用起来不免爱惜，舍不得一下用完，甚至舍不得用，慢慢地变为藏而不用；加之墨的质量、形式、彩绘也越来越精，本身具有了手工艺品性质，更加有了收藏价值，于是就成为文物的一种收藏对象，统称为“古墨”。

　　商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正面局部）

　　高32.2cm、宽19.8cm，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中国墨的起源很古，殷代的甲骨上已经有写硃书或墨书再刻的情况，墨书所使用的根据化验是黑色碳素，所以那时至少已有了类似后来的墨的东西了。古代的典籍里对墨的记载也不少，但往往说上古没有墨，用竹棒蘸漆写在简上；可是根据考古发现，战国简已经是用墨写的，而所谓漆书至今没有发现过，是否有这回事值得怀疑。蕞初的墨可能不是做成块状或丸状，而是零散的墨块，使用时用一块磨光的石片（类似现在的砚台）把它们加水放在上面，再用一块小的石头来磨成墨汁。这种砚石和磨石在近年考古发掘中已发现过。现在用的这种成块的墨蕞早的记载是在东汉应劭的《汉官仪》里：“尚书郎起草，月赐隃麋大墨一枚，隃麋小墨一。”近年河南陕县刘家渠东汉墓出土的残墨是用模子压成锭状的，已和后来的墨基本上一样，可以证明这一点。

　　蕞初造墨的当是无名的手工工人，所造出的墨以指挥他们制造的人得名。蕞早的如魏代书法家韦诞，相传他的墨“一点如漆”，说的是黑而有光。刘宋有张永，也是书法家，所监制的墨为皇帝所欣赏，也被称为“色如点漆”。到了唐朝才有专门造墨的墨工，著名的有祖敏、奚鼐、奚鼎。唐末有李超，原在易州制墨，后来避乱移到安徽的歙州。他的儿子李廷珪是南唐的墨官，制品被北宋书法大家蔡君谟称作天下头部品。苏东坡也说用冷金笺写字蕞不易显墨色，只有李廷珪墨才能真黑。经过这些名人的品题，他的名字在历史上十分显著，谈墨者往往要从他谈起。但他和子孙制的墨，元人陆友的《墨史》里记载虽还很多，但实物早已不存，现存号称李廷珪墨的多是后人附会，不足凭信。唐末还有张遇是易水人，也造墨，据说质量不下于李廷珪。到了宋朝，墨工多了起来，有记载的达到一百数十人，其中有名的有盛匡道、王迪、潘谷、常和、蒲大韶等人。他们的制品现在也都没有流传下来。元朝制墨家有朱万初、潘云谷、吴善、吴良国、沈学翁等人，也都是有记载无实物。近年出土文物里偶然也有墨，例如安徽祁门北宋墓出土的“大府”（或认为是“文府”）墨可能是唐代墨。另外山西大同元代冯道真墓出土“中书省”墨，是现存元代墨中所仅见的。但是历史上造墨名家的墨至今尚未见到。

　　元“中书省”墨，山西省大同市冯道真墓出土

　　形如牛舌，一面镌刻一龙、一珠，一面篆书“中书省”三字。

　　明代制墨比以前各朝更加发达，名家很多，因年代较近，实物流传下来的也较多，所以自明末清初时起，墨正式成为收藏的对象，文物鉴赏家看重的都是明清两代的墨。今天谈作为文物的“古墨”，实际上也就是谈这两个朝代的墨。

　　要说明墨、清墨，先要弄清楚那些是明清时代的制墨家。关于明代制墨家的蕞详尽的记载是明末麻三衡《墨志》“系氏”一章里所记的110余家，明末万寿棋（年少）的《墨表》里记载他自己收藏的墨30余家。清初张仁熙（长人）的《雪堂墨品》（1670年）、宋荦（牧仲）的《漫堂墨品）（1684年）和《漫堂续墨品）（1710年）里记载的墨家，往往有超出《墨志》、《墨表》所记的，但估计总数超不出200家。以上各书写成或者在明朝，或者在清初，而且作者都是藏墨的行家，因之所记制墨家基本可以肯定都是明朝的。考证明代墨家的文字记录，当以这些为主。根据这些记录和其他有关材料并证以现存的实物，明代造墨家大约有以下诸人：查文通、龙忠迪、方正、方冕、方激、方泳、方凤岗、方凤岐、方旸泉、方季康、方澹玄、方柏源、方于鲁、方坦庵、方书田、方林宗、方景耀、方伯闇、方敷远、方泽选、方广居、邵格之、邵青田、邵青邱、邵琼林、汪海崖、汪南石、汪元一、汪一元、汪启思、汪廷器、汪仲嘉、汪松庵、汪中山、汪可泉、汪鸿渐、汪君政、汪子元、汪春元、汪伯乔、汪时育、汪时元、汪时茂、汪俊贤、汪惟贤、汪德顺、汪前川、汪熙承、汪一阳、汪季常、汪美中、汪儒仲、汪岂凡、汪勋甫、汪昆源、汪宜中、汪义宁、汪汝登、孙瑞卿（玉泉）、孙继洲、孙敬泉、孙玉亮、孙碧溪、佘双松、潘嘉客、潘方凯、潘方回、潘丕承、项玄贞、郭胤高、吴翼明、吴民望、吴孝甫、吴仲辉、吴充符、吴羽吉、吴去尘、吴左千（或作左干）、吴长孺、吴闻礼、吴玄象、吴益之、吴名望、吴三玉、吴仲实、吴叔大、吴元辅、吴德清、吴南清、吴山泉、吴越石、吴卷石、吴乾初、吴仲嘉、吴仲辉、吴君衡、吴充符、吴广微、吴大年、吴乔年、吴元养、吴万化、吴申伯、吴干古、吴君章、吴荩卿、吴汝修、吴康虞、吴肇一、吴云卿、吴百昌、吴嗣宗、吴公度、胡玄贞、程丙叔、程用修、程君房、程文登、程孟阳、程孟端、程凤池、程齐五、程于道、程禹伯、程公瑜、程季元、罗龙文（小华）、江晴川、江文所、江正、江仲和、黄凤台、黄昌伯、黄长吉、黄无隅、黄宾王、丁云鹏（南羽）、叶玄卿、叶凤池、叶君锡、叶向荣、叶环源、许方城、邵宾王、朱绍本、朱德甫、朱一涵、朱震、朱企武、游君用、刘云峰、胡君理、金玄甫、金元甫、翁敬山、詹云鹏、詹觉甫、詹致和、余端蒙、余廷登、涂伯经、祝彦辅、曹和初、贺学仁、贺学礼。

　　明程君房花卉图八角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上列诸家里有自己造墨甚至开墨铺的如程君房、方于鲁、吴去尘；有的是好墨，但是委托别人造的，如罗小华；有的是文人定制墨自用或送人的，如吴长孺（曾为陈眉公制墨）；有的是书画家而好制自用墨的，如丁云鹏。但何人属于何类，现在大多已难分清，所以统列在制墨家之下。因为从考证古墨来说，重要的是决定时代，至于是自造还是委托他人代造却是次要的。

　　明方于鲁叁星图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朝一代造墨家比明代多，所流传下来的实物也比明墨多得多，但是文字记录却不比明墨多。这是因为搜集文物的人往往重古而轻今，从明末清初以来直到民国，藏墨的人多半注重明墨，著书记载多半集中在明墨上面。清末和民国初年的藏墨家盛星（伯羲）和袁励准（珏生）的墨录（见陶湘《涉园墨萃》）都只收明墨。直到1957年张子高、叶公绰、张絅伯、尹润生四位现代藏墨家印《四家藏墨图录》时，也是只收明墨，固然他们收藏的大多是清代墨，这也可见习惯势力的强大了。过去记藏墨的书中也有包括清墨的，如汪绍焻（炽南）的《纪墨小言》（1728年），邱学敏的《百十二家墨录》（1766年），借轩居士的《借轩墨存）（1831年），徐康的《前尘梦影录》（1885年）和颜崇榘的《摩墨亭墨考》（成书大约在乾隆年间，只存钞本）等。其中《借轩墨存》主要是记清墨。但和明墨比起来，情况正好相反，现在实物上找到的清代造墨家，远比只存文字记录的多得多。而且因为实物上证据多，所以也易于考证出哪些是自己开墨铺的，哪些是向别人订制的。清代开店制墨的造墨家大致如下，因为太多，只能举些比较有代表性的。

　　清代和明代好墨主要出在徽州。江西等地也有造墨的，但远不及徽州。所以作为文物墨也就主要是徽墨了。徽州造墨的中心是歙县、休宁、婺源三县。歙县制墨的名家有程公瑜（从明代开始）、吴守默、程正路、曹素功、汪近圣、程一卿、程怡甫、方密庵、汪节庵、方振鲁、汪希古等家。休宁有叶玄卿（从明代开始），叶元英，汪时茂（从明代开始）、汪次侯、吴吴生、吴天章、胡星聚、王丽文、叶拱辉、汪启茂、汪斗山、王尧章、汪采章、胡开文等家。婺源有詹云鹏（从明代起）、詹衡襄、詹彩臣、詹方寰、詹成圭、詹从先、詹侯三、詹子云、余子上、余福从、余方也、程靖友、程秀夫、王晋卿、查享吉、查森山等。

　　从文物观点来看，大约可以这么说，明墨具有文物价值，清墨到道光以前也可以说都有文物价值，咸丰、同治以后的墨一般不都具有文物价值，要看其他条件，例如光绪乙亥（1875年）“合肥聂氏藏烟”是中日甲午战争抗敌殉国的将领聂士成的墨，有历史价值，可以算文物。另如光绪丁丑（1877年）“复堂著书之墨”，是著名词人谭献的墨，也同样可贵。但这种标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也难说有什么科学根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传统的概念。时代变了，收藏研究文物的人的兴趣变了，标准也必然跟着变。例如从注意明墨到注意清墨就是近几十年的事，主要原因是明墨越来越少，而清墨比较易得，精品也很多，自然引起收藏的兴趣。再过几十年，旧墨更少，恐怕清末甚至民国的墨也可能引起收藏家注意的了。

　　鉴定古墨时代还有更直接的***法，即根据墨上的年代，如明墨中有宣德元年“龙香御墨”，清墨中有康熙甲午汪希古制“耕织图”墨，乾隆丁巳年御墨。贡墨和私家订制的墨中有年号的更多，如康熙戊戌和己亥安徽巡抚李成龙进呈的“太平万岁”，雍正丁未年范时绎进呈的“天章焕彩”，康熙丁亥“搓河山庄主人清玩”，乾隆乙卯年“如石”等。有时因墨上有年号还可推定制墨家的年代。如詹觉甫这一制墨家在文字记录上无可考证，但因******的有他制的崇祯丙子“丹霞馆，伯彦秦氏家藏”墨，就可以断定他是明代制墨家。

　　高18cm、宽9.5cm、厚2.6cm，安徽博物院藏

　　但是只靠制墨家的名目和墨上的年代并不能肯定某锭墨是真品，还要看墨的本身如何，才能决定。鉴定真伪是文物工作中的关键，古墨也不例外。鉴定除了要掌握历史文献的知识外，多见实物，取得丰富的感性知识是更重要的。以文字来形容墨的质量很难，大致说凡是墨质坚如玉石，表面光洁而隐约有极细如头发的纹理，并有一种光泽从里面发出来，有一种浑厚的气魄，这就是好墨；反之墨质松软，墨面粗糙，缺乏光泽，就是次品。当然还有别的因素会影响墨的外形，例如明墨因年代久远往往光泽不甚显露，而气质更加浑厚。有的墨虽为真品而因为受了潮，因而缺乏光泽。此外，如收藏得法，明墨虽年代略久，但光泽反胜于清代制品的也有。总之要能鉴别墨的质量必须多见实物，多比较，综合各方面因素多思考，久之就会培养出类乎直觉的本领，墨的真伪优劣就可以“到眼即辨”了。以上说法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凡是真古墨，质量都是优良的。这个看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对的，但不能绝对化，也有真品而质量并不是顶好的。如婺源詹姓各制墨家的产品因为是大众化的商品，质量就不能都那么好，例如******的有詹云鹏“封茅社”小墨，边款“玄初监制”，顶上有“辛未”年号，墨上“玄”字不缺笔避康熙帝讳，明显是康熙以前制品。辛未当是崇祯四年（1631年），是真正的的明朝墨，虽质量并不顶好，但仍是珍贵的文物。当然若款识是程君房或方于鲁而质量不佳那就可疑了。因为程、方是制精品的墨家。此外有并非真品而质量很好的。清朝乾隆年间有个孙嶓（号石舟），好仿方于鲁的墨，用料制法都很精。这种墨作为明墨当然不真，可质量好，把它作为清代仿明墨，仍是可珍贵的文物。因此要区别仿制品和伪制品。仿制品指清仿明墨。一种只标明年款，如“永乐元年”、“宣德年制”等，不署墨家名款。这类“仿制品”以“国宝”大牛舌墨居多，墨料墨模都很精美。另一种标明某家仿明代某家，如清康熙曹素功******叔大“雪堂义墨”，清乾隆汪近圣仿方于鲁墨谱式四十种。这类出品有原来墨家的名款。也有模仿家的名款，墨家制墨目的不是为了作伪而是出于对古名家的景仰或者想与之争一日短长，所以本身有文物价值。但后人因为图利有磨去仿制者名款，充明代墨的则不得不辨。伪制品则全然不同。这种墨质料劣、制作粗，体轻的呈现灰白色，往往署方于鲁或程君房名款，并洪武或万历、天启年号。做这种墨目的全在骗人，它们毫无文物价值。近人还有用石质材料磨成墨的形状，在上面刻上墨名、年款、名款、印章等，它根本不是墨，是名符其实的伪品。另外，还有一种作假年款或墨家款的方法，就是用本身也是精品的墨在边上或其他处挖出一个小槽，再用墨蜡填平，乘蜡未干时用一个刻好的金属模子打上年号等，等干了加以打磨或略施金色，不知真情的很难看出。而因为有了年款或著名制墨家款，墨的价格就增高许多了。60年代初在北京曾出了一块用康熙叶元英墨加上雍正年款的墨（有雍正年款的墨在清墨中是难得的），墨很精美，年款字迹也端正清晰，但因叶元英的这种墨是习见的，明明是康熙墨为何有雍正年款，所以引起了识家怀疑。蕞后由收藏者点了一根火柴在年款上烧了一下，结果蜕化字消，露出了墨上挖出的小槽，真相终于大白。

　　明程君房“玄元灵气”墨，日本德川美术馆藏

　　在封建时代，对皇帝的名字要“避讳”，一般是改一个字，或就原字缺一笔。如康熙帝名呼“玄烨”，所以用这个字时或改为“元”字，或把“玄”字的蕞后一笔的点删去不写。因为“玄”这个字和墨的关系很深，常出现在墨上，因此这个字的避讳不避，就成为区别康熙前后乃至明、清墨的重要证据。清道光帝名叫“旻宁”，碰巧休宁是个造墨的地方，所以凡墨上的“休宁”字样，“宁”字缺末笔或另换一字的就是道光以后制品了。

　　即封建时代皇帝自己写字用的墨，往往是宫中召集匠人自制的。明朝御墨******的有“永乐国宝”（多后制），宣德“龙香御墨”等。清朝从康熙年间起内务府自造御墨，以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朝都继续制造，这类御墨外间流传甚少。外间流传的，大多是徽州制墨家承造的，以鉴古斋汪近圣制造的居多。汪近圣的儿子汪惟高和吴庆录两个徽州墨工曾于乾隆六年应召到宫中御书处墨作教了三年制墨的方法，回去后仿制墨是很自然的事了。

　　万历龙香御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种墨可分两种，一是封疆大吏或朝中大臣嘱制墨家制造进呈给皇帝用的。一种是依制度，地方上每年要向皇帝进贡的，如歙县在道光以前，每年就要进贡墨三次，分春贡，万寿贡，年贡三批。封疆大吏进贡的墨模刻精工，烟料上等，都是精品，上面有进呈者的名款、年号，有时还有制墨家的名款，如“太平清玩”，既有“臣徐元梦恭进”款又有“康熙乙未年臣曹定远谨制”款。曹定远是曹素功的孙子，是制墨家，依例每年向皇帝进贡的墨上不列进贡者名款，也无制墨家名款，只在墨面上题“太平雨露”、“光被四表”、“天子万年”等歌颂文字。这类贡墨也可以在门市应售，以备临时***贡或自用，制作烟料都是精美的。

　　光绪朝胡开文制棉花图贡墨包装盒及部分墨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是指文人或书画家向制墨家订制的自己设计的墨，为了自用或者还分赠友人。这种墨来源很古，三国魏韦诞（仲将）督造的墨质量极好。南唐达官韩熙载制“麝香月”等墨，是由墨工朱逢制造的。宋苏轼（东坡）制“雪堂义墨”，是由墨工潘衡制的。到了明清两代此风更甚。如明代嘉靖年间罗小华（名龙文），清代康熙年间曹冠五（名鼎望），都以制墨著名，而他们都是官吏，是向制墨家订制，并非自己有作坊自制的。此类墨上有时有制墨家的名字，有时没有，一般工料、图案、形式都要比制墨家在门市出售的要高出一筹，所以向来为收藏家、书画家所重视。这类墨有康熙年间宋荦（牧仲）“清德堂绵津山人鉴赏”墨，雍正年间曹素功为卢见曾制的“雅雨山人鉴赏”墨，乾隆年间汪节庵为梁同书（山舟）制“万柞膏”，嘉庆年间为王芑孙（惕甫）制“沤波航”墨，道光年间汪节庵为主张抗英的邓廷桢制的“精选拜疏著书之墨，嶰筠制”，因为是名人遗物，质量一般很好，因之都有文物价值。

　　“同治六年八月制”，“徽州胡开文监造”

　　这类墨其实是用墨为原料制造的手工艺品，不是为磨用而是为玩赏的。明朝如程君房的“百子榴”墨重才二三钱，根本不是为磨了使用而是为了欣赏的。清初制墨家程正路著有《墨史》，其中记载他制墨中蕞好的是“顶烟”，包括“伊洛源源”、“天关煤”、“书画墨”三种，都是十笏一套，每笏形式不同，共重二两到四两，每块平均只有二三钱。******的有“天关煤”风字砚形墨一块，十分小巧，但无法磨用，可以说明这类墨的特点。这类墨当然也不都是如此小巧的，有的每锭也可达一两左右，例如吴天章的“龙宾十友”，胡星聚的琴墨，王丽文的“五经笥”，也都是以墨造成各种形象，并鎏金敷彩，十笏或八笏一套，装在特制的漆盒中，可以玩赏，也可以作礼品送人。

　　清吴天章“龙宾十友”墨，天津博物馆藏

　　这是墨的大宗。为了吸引顾客，制墨家对这种墨的制作、修饰、装璜常常十分讲究，而且因质量的差异，同一个制墨家所制价格相差可以达到十倍或十倍以上。这在现存的清代几家名造墨家的“墨品”（价格单）可以看出，这里包括曹素功的“艺粟斋墨品”，汪近圣的“鉴古斋墨品”，汪节庵的“函璞斋墨品”，程怡甫的“尺木堂墨”等，胡开文的“苍佩室墨品”（均附在吴昌绶《十六家墨说》里）。这类墨虽说是为使用的，但其中较旧的，如明墨或清道光前的墨，质量好的，或稀见的，也都是文物了。

　　清光绪八宝五胆药墨，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墨的质理、外形修饰也是它作为文物的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关于好墨的本身质理和外表，在上文中已有说明。除此之外，还有些与墨的外形有关的事也影响墨的优劣。墨上阴文题字或涂金或填蓝或绿色。好墨上填金因金质优良，金色沉着，日久往往是赤色。若金色淡黄类似黄铜色，墨往往也非上品。蓝、绿若用石青石绿，总是好墨，若用普通颜色则是常品。墨有加以漆衣的，方于鲁《方氏墨谱》里提到制漆衣的方法，可见从明万历时代已开始，清康熙墨里漆衣的很少，到了乾隆年间因为御墨多漆皮，又风行一时，漆衣墨因年代不同光彩也随着不同。凡年代越远，越显得浑厚，并呈现蛇皮断纹，与古琴相似；有弦而不裂，隐隐在漆皮之间，与古瓷开片相同。有的涂彩墨上加以漆衣，颜色可经久不变。墨又有浑身涂以金色的，统称“漱金”，明清两代的墨中都使用。细分又有雪金、漱金、漆金之不同，漱金就是整个墨都涂金色。雪金是在墨身上撒上大小金片，形状似雪，漆金就是在金上再加漆，以利保护。墨还有一种加漆边的装饰方法。经常见到的漆边有两种，一种是墨的上下左右侧加漆，正背面则保留本色，这种以明代墨为多。另一种是在漱金墨上或本色墨上仅漆墨正背面的边，两侧上下的边都不漆，这种在清代墨里较多。

　　胡开文墨庄“群仙祝寿图”墨，安徽博物院藏

　　鉴别古墨也要知道不同地方的制墨风格。明墨******的少，不易从中得出地方风格的总特点。清墨因******者多，我们从实物观察中可以看出大致分三派，各有特点：

　　1．歙县造墨名气蕞大，那里的典型产品的特色是隽雅大方，烟细胶清，使用的香料，装墨的匣子也十分讲究。如汪节庵的墨常贮以饰有彩色花卉的黑漆匣，十分精美，他的墨还有特殊的香味。这和歙县墨的服务对象分不开。歙县每年要给皇帝进贡墨。安徽封疆大吏常给皇帝进呈墨。此外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自用墨也往往出自歙县制墨家之手，而且清朝一代名造墨家如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程怡甫又多是敦县人，所以出品风格高雅就不足为怪了。

　　2．休宁墨的特点是华丽精致，多饰以金银彩色，往往用漆皮，尤多供珍玩的套墨。休宁墨在清咸丰、同治之前胡开文尚未风行时，很少有贡墨和文人自用墨。贡墨为敦县垄断，这好理解，但为什么自用墨休宁制的也少见，尚难找到确切解释。有一个揣测是，因为多年来在北京出现的休宁墨中不经见之品往往来自山西，因而想到山西票号多，富商大贾附庸风雅，想搞点文玩，休宁墨雅俗共赏正合他们的口味，因而成为休宁墨的好主顾。此说若能成立，那休宁墨风格的形成也是和服务对象有关了。

　　3．婺源墨的绝大多数是为了给一般老百姓和小知识分子使用的，所以它们的特点可以说是“朴实少文”，是大众化的东西。婺源是生产制墨原料“松烟”或“油烟”的地方，价格必然比较便宜，因而小规模的制墨作坊还有利可图。从文字记载的现存实物上来计算，清代婺源的墨铺大约在100家以上，仅詹氏一姓就有80家，可见其小而分散，但数目上远超过歙县或休宁，在徽墨中也是一大派别。婺源墨外表质地都赶不上歙县或休宁墨，但也不能说婺源墨都是劣品。如詹云鹏“金盘露”列入《雪堂墨品》，质量不会差。而******的詹云鹏制墨也有很精的，詹衡襄墨如“凤鸣岗”和“腾蛟凤”都为收藏家所重。詹俟三墨不多见，但******的“海鹤添筹”小锭足当得起“烟细胶清”的评语。婺源制的贡墨极少，******的只有乾隆庚申年（1740年）詹成圭玉映堂为钦差内务府郎中苏赫讷制的御墨一种。文人自用墨出自婺源墨家的也少见。另一方面婺源墨往往以“御赐金莲”、“虎溪三笑”、“壶中日月”、“八蛮进宝”以至《西厢记》“惊艳”来作墨名，这些都是有民间艺术特点，又为一般群众所喜爱的主题，反映在墨上正可以说明它们服务的对象是谁了。

　　吴昌绶：《十六家墨说》（民国刻本）

　　陶湘：《涉园墨萃）（民国印本）

　　张子离等：《四家藏墨图录》（1957年私人印本）

　　周绍良：《清代名墨谈丛》（1982年）

　　图 文 源 于《 中 国 历 史 文 物 》2002 年 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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