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便知胡开文，东涂西抹不肯罢。白首来观老墨庄，黄山松云光四射。学书不成每自惭，要我品题无可话。只道墨家近佛家，摩顶放踵利天下。”这是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副主席，著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大师赵扑初有关“胡开文”的题诗。“胡开文”是清代徽墨四大家之一，1935年前后，“胡开文墨”已经成了徽墨的代名词，当时的《中国经济志》曾记载了墨店皆标榜自己为“徽州胡开文”的盛况。1995年出版的《安徽省志·商业志》中称：“‘胡开文’几乎成了‘徽墨’的象征”。 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曾为“胡开文”题写了招牌。

　　胡开文墨业创始于乾隆三十年（1765）。“胡开文”不是人名，而是墨业的店名。胡开文的创始人是安徽省绩溪县上庄村的胡天注，与国学大师胡适同宗共祖，比胡适长五辈。胡天注在13岁时，经人介绍到墨家林立的休宁的墨店当学徒，后来在屯溪租开彩章墨店，租开墨店期满后自己在休宁（海阳）和屯溪创开了两家胡开文墨店。关于胡开文墨店的店名由来，据传是胡天注在自己创设墨店之前，一次他去南京售墨，见贡院考场中悬挂有一块“天开文运”的匾额，他想到墨是“文房四宝”之一，开墨店用“开文”两字很贴切，就将自己的姓“胡”和“开文”二字合并，取名“胡开文”。

　　胡开文墨业在生产上，对徽墨的用料、配方和操作技术精益求精，并继承了奚超、奚廷王圭的制墨法，严格遵照“易水遗规”，千锤百炼，操作制墨。因此，“胡开文”的声名日盛，销路更广。由于胡开文墨业讲究墨品质量，不断提高制墨工艺，其所制的“地球墨”，1910年获南洋劝业会的“优等奖状”；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上荣获“金质牌奖”。

　　胡天注在休宁创设胡开文后，又在屯溪开设胡开文墨店。经过胡天注的苦心经营，到嘉庆十四年（1808）胡天注逝世前，胡开文墨业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产业，有田地、山塘、屋宇以及海阳（休宁）、屯溪二墨店。胡天注有8个儿子。他在世时曾立下分析阄书，规定休宁胡开文墨店和屯溪胡开文分店，分别由次子胡余德和七子胡颂德掌管执业。其他六子（长子恒德、三子谅德、四子骖德、五子騋德、六子懋德、八子硕德）回绩溪老家上庄。咸丰二年（1852），胡天注的六房懋德孙胡贞一与同乡合股在芜湖南正街开设“胡开文沅记”，这是胡开文墨店走出徽州，走向全国的头部店。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后，胡天注的八房硕德曾孙胡祥钧也走出绩溪上庄，到上海创设“胡开文广户氏”。后来，各房又先后在北京、杭州、歙县、扬州、长沙、武昌、苏州、天津、南京、汉口、九江、安庆、沈阳、万县、成都、重庆、宜宾、灌县、内江、昆明、腾冲等地开设了多家胡开文墨店。1937年前后，胡天注派下八房硕德后裔胡祥运和胡祥英大肆出租、出卖“胡开文”招牌，于是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非胡天注后裔开设的“胡开文”，有的在同一城市甚至于出现了数家胡开文墨店，如上海有十几家胡开文，芜湖有4家胡开文。

　　咸丰八年（1858）7月，曾国藩在家守制未满，即奉清帝谕令再次出山，先后奉旨增援浙江、福建，将石达开驱入赣南、湘南，远离主要战场。8月，清廷应胡林翼疏请，诏曾国藩与胡林翼共图安徽。曾国藩提出图皖的战略总方针：“……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逆之所必救。”根据这一“剪除枝叶，并捣老巢”的战略总方针，曾国藩决定发动安庆会战，与陈玉成决战皖北，以夺取战争的主动权。为此，曾国藩制定了四路进兵的具体计划，并始终贯彻执行之，甚至因不救苏、常而受到清廷朝野上下责难也不为所动，终于在咸丰十年（1860）6月将安庆严密包围。为了便于指挥，曾国藩将大营移至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皖南祁门。太平军方面，在二破清军江南大营之后，领导者们即制定了分兵两路合取武汉以解安庆之围的计划，称为“二次西征”。根据这一军事部署，太平军决定兵分五路援赣，其中有一路便是攻打曾国藩的祁门大营。咸丰十年（1860）12月1日，李秀成带2万人“突由羊栈岭窜入，图解休宁之围，断鲍（鲍超）、张（张运兰）两军粮路”，但是被鲍超、张运兰击败，被迫退出羊栈岭。李秀成的这一次进攻，对曾国藩震动极大，因为羊栈岭距曾国藩祁门大营仅60余里。祁门防守兵力单薄，他的身边仅有3000余人，而太平军却是人多势众。当时，曾国藩料定难以活命，连遗嘱都写好了，向弟弟曾国荃和曾国葆妥善安排了后事。然而，李秀成此次出兵的目的“并非欲争此处，实上湖北招兵”，尤为重要的是，他对“二次西征”始终不感兴趣，更多的是注意保存自身的实力，故而被击败后，便退出了羊栈岭，致使进攻祁门的大好战机丧失，使曾国藩绝处逢生。不过，曾国藩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困境，太平军在皖南的实力还是要优于湘军。

　　咸丰十年（1860）12月中旬，太平军兵分三路再次向祁门地区发动进攻，曾国藩四面楚歌，又一次陷入惊恐之中。他在家书中说：“自十一月以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可见当时情况已十分危急。后来，曾国藩急调悍将鲍超救援，击败了太平军，恢复了粮道，暂时渡过了危机。咸丰十一年（1861）2月4日，曾国藩派湘军进攻休宁，一则攻其不备，二则乘太平军专注婺源之时，湘军从后面击之，以分太平军之锋芒。2月21日曾国藩的湘军收复休宁。3月2日，曾国藩决定率兵攻打徽州府城，3日率军进至休宁。

　　休宁是胡开文的诞生地，到咸丰十一年（1861）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此时的店主是胡天注孙子胡锡熊。在此之前的道光二十八年（1848），大学士、礼部尚书祁隽藻还为胡开文墨业题写了“墨赞”，后来由“胡开文”制成墨票广为宣传。曾国藩率兵进驻休宁后，胡锡熊作为地方绅士拜访了曾国藩。此时的徽州制墨业整体处于凋敝状态，清墨四大家中的汪节庵和汪近圣已停业，曹素功墨业也已离开徽州多年，在徽州唯有胡开文墨店独呈繁荣。当时有墨工百余人，继续经营。曾国藩对胡开文早有了解，自己使用的也是胡开文墨。拜访中曾国藩问到胡锡熊的家庭情况和胡开文的经营状况，了解到其子胡贞观咸丰元年（1851）中举，咸丰六年（1856）援例补户部员外郎，后迁户部贵州员外郎，加三级记录。这些都拉近了胡锡熊与曾国藩间的距离。胡锡熊提出请其题写招牌的请求，曾国藩欣然命笔，题写了胡开文三个大字，写上自己的名字，并盖上了自己的印章。此后胡锡熊将题字制成招牌，挂在店内，广为宣传。

　　曾国藩题写的“胡开文”招牌黑底白字，正反两面内容一样，各竖写“胡开文”三个苍劲的大字。字除了是白色颜料写作成外，还铺有蚌壳类的白色粉末，很考究。这是“胡开文”墨业发展史上的一件重要文物。此招牌在“文革”抄家后失踪，不知去向。

　　2003年，不知去向的曾国藩题写的胡开文招牌出现在山西平遥的古玩市场上，著名徽墨收藏家王毅的朋友在山西平遥发现了这块招牌，并将此信息告诉了王毅。王毅立即请朋友代为收购。在洽商招牌的价格时，古玩店的老板提到北京的一位收藏家也想收藏此招牌，并出了较高价格准备收购，但没有成交，意思是此招牌价格不菲。蕞后双方经过讨价还价，王毅以5000元的价格购得此招牌。5000元虽然不是天文数字，但是对于工薪阶层的王毅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是他当时的几个月工资。但是，王毅还是花巨款（作为工薪阶层来说）收购了曾国藩题写的“胡开文”招牌。

　　王毅花巨款收购“胡开文”招牌，是和他的收藏理念有关。他从小练过书法，下过放，当过工人，做过编辑，现为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员。20世纪90年代，上海民间组织了一次收藏展，王毅去参观展览时发现这些民间藏家中有收藏书画的、瓷器的、笔砚的，唯独没有墨。想到家中还留有几锭外婆传下来的墨，他萌生了收藏墨的想法，“兴许可填补民间收藏的一个空当”。后来，他结识了收藏家周超然、郭若余等几位老先生，他们对文物和墨都多有研究。周超然远在北京，王毅每年都要跑几趟北京去跟老先生探讨墨事。交谈中，周超然提点他，“要注意墨的细节”。这句话启发了他，“原来收藏并不一定要追逐大名头的东西，哪怕做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也很有意义，比如收藏一些小名头或无名的但能够填补墨史的东西”。现在看来他们的思路是超前的。

　　王毅是上海著名的藏墨家，坐拥古墨2000余锭，其中不乏大名头的文人订制墨、御墨和集锦墨，件件精妙绝伦。不过，超前的思路使他在拥有了众多大名头的精品、孤品后，现在着重去关注国内各省市生产的墨以及一些墨谱、墨单、墨票、墨模等与墨有关的文物，意在使中国的墨史趋于完整。这次他花巨款收购曾国藩题写的“胡开文”招牌，也是他“填补民间收藏的一个空当”的一次重大的实践。多年来，他不但从事古墨及有关文物的收藏，并有志于墨学的研究，曾在上海、安徽等地举办墨展，著有《中国墨文化大观》《古墨》《中国墨文化问学》《中国徽墨》等著作。这些著作，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墨文化的发展脉络、艺术品位、文化内涵、审美******，也以他自己的藏墨实践叩问沉淀在墨上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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