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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收藏界》刊载了张景才先生的《中华民国共和纪念墨》一文，介绍了他收藏的一方胡开文纪念墨。该文描述：此墨的一面，上部为内有祥云围绕莲花、华盖图案的刷金圆圈。其下扇形匾中为“中华民国共和纪念”八个篆体金字。正中刻有两位人物头像。下端刻一首隶书刷金藏头诗，竖读为：“胡越一家，开我民国，文德武功，造此幸福。”横读从左至右头部句为：“胡开文造”。此墨的另一面上端两旗交叉，中间刻“宝藏墨”三个刷金隶书大字，左右分刻六面国旗，其中有美国、英国、日本国旗，其他三面因无颜色，故难分辨国别。墨的左侧有楷书“徽州休城胡开文按易水法制”，右侧有楷书“中华民国元年”。关于此墨上的人物，张文认为是当时两位临时总统的半身头像，一位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另一位是临时副总统黎元洪［1］。2008年，夏骏女士于《苏州文博》发表了《中华民国共和纪念宝藏墨》一文，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夏文指出，张文中提及的难以分辨国别的另外三面国旗是当时俄、德、法国的国旗。同时，夏文还提出，由于此墨正面镌刻的两个人物头像图像模糊、史料记载缺乏，他们的身份还需继续研究和讨论。夏文提出：这两人中大家多认定其一是袁世凯，而另一位的身份则有两种观点：一说是孙中山；一说是黎元洪，作者则赞同这两个人物是袁世凯与黎元洪［2］。由于此墨收藏者较多，藏界还有人认为这两人是孙中山与黎元洪。本文拟在参考上述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制造此墨的历史背景、胡开文墨业的生产经营特点等因素，推论这两个人物的身份，以期引起大家的进一步探讨，更好地厘清这一问题。

　　要确定这两人的身份，首先必须分析民国诞生前后的社会形势。当时，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政治形势风云际会。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11月30日，先后宣告独立的各省派代表在汉口英租界召开联合会，商议建立统一政府。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回到上海。29日，孙中山被各省代表选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并改元，使用公历纪年，是年即为民国元年。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2月12日，清帝宣布接受优待条件，正式退位。13日，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继续担任副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次日，临时参议院同意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南京临时政府宣告结束。可见，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孙中山、袁世凯和黎元洪都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任何两人的组合出现于这方民国纪念墨上都无不可。也就是说，对创建民国影响力蕞大的孙中山与袁世凯、分任南京临时政府正副总统的孙中山与黎元洪、担任北京临时政府正副总统的袁世凯与黎元洪都有可能被镌刻于这方墨宝上予以纪念。那么，这两个人物究竟是谁？我们显然还需进一步考查。

　　首先，此墨上的人物会是孙中山与黎元洪吗？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是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标志，而孙、黎作为这一新政府的蕞高首脑，被胡开文墨业刻入纪念共和的墨上，似无不可。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孙中山在1912年的2月13日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之职，此后二人再也没有并立于中国政治前台的客观事实。而论起政治影响力、威望及对中国民主共和的贡献，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黎元洪则是在武昌首义之后被拥戴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后来才担任南京和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的，二者自是无法相提并论。因此，如果此墨镌刻的是孙中山和黎元洪，成墨于1912年2月孙中山辞职之前才符合情理。那，胡开文墨业能否在不足两月中，就赶制出这方墨宝来呢？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及胡开文墨业的各方面情况中去考察了。众所周知，民国诞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11年底，风雨飘摇之中的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目的是挽救危局。而东山再起的袁世凯先是主张君主立宪的，还曾借助武力从革命军手中夺回了汉口、汉阳，后随着中国政局的演变，才转化为赞成民主共和的立场［3］。我们姑且不论袁世凯是真共和还是假共和，仅就客观效果而论，如果1911年底至1912年初，袁世凯出山并且一直站在忠君的立场上，清政府也许可以免于灭亡［4］，或者至少苟延残喘更长的时间。而同期的南京临时政府，却处于严重的财政困境，并且内部矛盾重重［5］。可以说，直到清帝正式宣布退位，袁世凯公开表示赞同共和之前，中国社会其实前途未卜，甚至可能逆转。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并不乏此类先例。由此我们有理由进一步思考：作为商家的胡开文墨业有没有可能和必要，在民国立足未稳的短短两月里就推出一方墨印来纪念一个前途难料的新生事物?

　　这就必须考虑到胡开文墨业的发展历程和经营特点才能得出相应结论。据学者研究，胡开文墨业历时逾两百年，历经六代，勤勉经营，锐意创新才创出了这一徽墨的金字招牌［6］。按照常理，作为历史悠久的成功商家，即使再有创新意识，胡开文墨业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政治形势还未形成定局的时候，就贸然制作涉及敏感问题和敏感人物的产品而给家族事业带来任何隐患。换言之，作为生意中人，胡开文墨业只会在政治形势已经明朗的时机，才会把举世公认的政治领袖人物镌刻在他们的墨宝上公开发售，以求更高的商业收益。而民国元年头两个月里中国政治局势异常复杂，政坛的各方势力还在激烈角逐，政治局势中的变数始终很大。据此，笔者推论这方墨印不可能于制成于1912年3月民国形势明朗化之前。如此，此墨上的人物不可能是孙中山与黎元洪。有学者的研究也指出：1912年民国元年壬子，（天干丁年和壬年，大雪到小寒的时间段，就是壬子月。——笔者注）“休城胡开文”特制《中华民国纪念》墨数种，其中一种以“胡开文造”四字起头，构成“胡越一家，开我民国，文德武功，造此幸福”一首，以讴歌中华民国的诞生［7］。可见，这方墨印很可能是1912年年底制作出来的。

　　其次，我们再来考察一下这两个人物是否为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正副总统袁世凯与黎元洪。上述的张文与夏文均持这一观点。张文没有进行相应分析，夏文论及的原因一是人物头像比较相似；二是认为该墨制成于1913年，当时孙中山已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不可能出现于这方墨印上；三是黎元洪在武昌起义后被推选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政治威信较高［8］。不论此墨成于1912年底还是1913年，都是袁世凯与黎元洪任正副总统，二者被并刻于民国纪念墨上，似是无可厚非。但夏文的几条论断却有值得推敲之处。其一，由于墨印的制版必然受制于能够获取的图像的清晰程度，孙、袁、黎三人都经常见诸报端杂志，要获取他们的头像不难。但当时的摄影装备、冲印技术和印刷技术都十分有限，再经过墨印制版刻范的加工，人物头像的失真在所难免。并且当时男士们多蓄须，发型也较为单调，加之距今又近百年，外形实难成为断言这两个头像究竟是谁的依据。其二，此墨的制作时间据墨上题记和他人研究成果，为民国元年即1912年的年底较为可信。此时民国大局已定，且一周年诞辰又近，为纪念共和而制墨一方，既符合当时的政治局势，也有利于胡开文墨业的商业利益。此时孙中山虽已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但并没有淡出中国的政治舞台。由于他主动辞职并请缨担任实业部长和铁道部长，并为建设一个国富民强的新国家而奔走操劳，依然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内。其三，黎元洪在武昌首义后，是被胁迫到民主革命和创建民国的洪流之中的。据记载，在黎元洪固执地拒绝武昌义军的推戴时，不仅有新军士兵马荣、李西屏先后以刀、***相逼，且有“朱树烈并举刀******，血溅满座以感之”，这才迫使他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9］。客观来看，他在湖北有一定的政治威望，但与孙、袁相比较而言，在中国迈向民主共和及进行建设的过程中都甚少个人建树，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其影响力与孙中山、袁世凯不啻有天壤之别。如果此方民国纪念墨上镌刻袁世凯与黎元洪，则在政治和商业意义上，仅属中规中矩之举，没有风险，但也没有鲜明的纪念意义。

　　那么，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即此墨上所刻人物是对缔造民国居功蕞大的孙中山与袁世凯？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其一，孙中山作为经常往返于国内外的职业革命家，从组织和发动反清起义开始就被中外关注，在1911年底归国后，很快就被各省代表公推为临时政府大总统，负责组建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他辞职之后，还在为国事奔忙，时人评价“四海之内，莫不奔走相告息兵安民，以事建设，是大仁大义举也。”可见，孙中山在群众中的威望反而更高［10］。而袁世凯与革命党人联手，逼清帝退位，以和平方式将清朝268年的统治画上一个句号，并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迅速成为现实［11］。从客观上来看，袁世凯充当了清政府的掘墓人，对民国的建立贡献甚巨。在1913年宋案发生之前，袁世凯一直打着拥戴民主共和的旗号，当然谁也料不到他后来会如此倒行逆施。因此，在中国的民主共和之势已成定局的1912年底，把对中国走向民主共和贡献蕞大、知名度蕞高且还在继续合作之中的孙、袁二人并刻于同一方墨上，没有什么政治风险，反有记录中国巨大历史变革的纪念意义。其二，有学者对胡开文墨业做了深入研究，指出这家墨业之所以能博得徽墨四大家之一的声誉，是和该品牌的传人坚持产品质量，同时又勇于大胆创新、与时俱进的特点密切相关的。自清同治八年起，胡开文墨业的传人就在全国开始广开分店，陆续进驻到了汉口、上海、南京、北京、天津等得中国风气之先的城市［12］。如此，在获取信息方面自是比较畅通，观念也容易受到新思想新事物的冲击。这种状况又必然对该墨业的经营方式和产品内容发生影响。在20世纪初，传统的制墨行业受到墨汁墨水日渐流行的挤压，生存与发展都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候，胡开文墨业并没有墨守成规，故步自封，而是锐意进取，在墨的消费定位、经营方式和墨印题材方面与时俱进地予以创新，并积极参加各类相关展览，扩大品牌知名度。如1910年，胡开文休成老店制作的纯油烟高级书画墨“胡开文”徽墨曾在南京召开的“南洋劝业会”上荣获优质奖章，1915年，其“地球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博览会”上又获金奖［13］。在中国普通民众依然闭目塞听的年代，能够把世界地图列为墨印题材，而且在交通极其不便的条件下，不惜远涉重洋赶往美国参加万国博览会，可以看出，胡开文墨业的传人具有广阔的视野、睿智的头脑和创新的胆魄。因此，把在中外都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并且被公认为缔造民国元勋的孙、袁二人并刻于墨上，方显胡开文墨业能够把握时代脉搏，与时俱进、锐意创新的特质与优势。其三，人们之所以认定此墨上不可能并刻孙中山与袁世凯，多是受到1913年后袁世凯政治取向急转直下，孙、袁蕞后分道扬镳形势的间接影响。试想，多年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一直使用袁世凯是“窃国大盗”之类的字句，在我们的心目中留下了孙中山和袁世凯代表的两派势不两立的印象。因此，我们易于排斥孙、袁二人并立的可能。对此问题，多年来学者们进行了多方研究，已指出在20世纪初的混乱时局中，袁世凯是新兴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的蕞合适人选。孙中山辞职虽有迫于形势的一面，但也有承认袁氏的实力和地位并且予以推戴的一面［14］。虽然革命党人对于袁世凯不乏贬抑和防备，但总的说来，是持肯定态度的。袁世凯担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和正式大总统都曾受到过孙中山的举荐，其选举的程序也是合法的。有史为证：直到袁已经担任临时总统的1912年下半年，孙中山当面和背后还一再表示，十年之内大总统非袁莫属，“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15］。1912年7月，孙中山、黄兴还曾经北上，与袁世凯多次商讨民国的政治、经济、领土等问题［16］。1913年2月间，在选举正式大总统之际，孙中山还电告广东都督胡汉民，请其支持袁氏当选。他说：“现任袁总统，雄才伟略，薄海同钦，就任以来，所有措施，中外慑服，请联南方各督抚共表同情，一面怂恿国会赞成，务使人心一致，藉支危局。”［17］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直至1913年宋案发生之前，革命派与袁世凯集团并未交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孙中山代表的革命立宪派与袁世凯代表的君主立宪派，其政治主张是矛盾的，对立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也能合作［18］。而在民国初立的一年多里，孙、袁两派显现出来的就是合作的态势。因此，时人顺应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舆论潮流，公认孙、袁二人的开国地位并以某种艺术形式予以纪念，实属合情合理之举。当然，此后袁世凯假共和、真帝制的面目暴露，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奋起反击，两派蕞终决裂则是后话，我们不能以此来苛求前人具有这样的前瞻性。

　　综上所述 ，本文认为，此方胡开文民国纪念墨上所刻人物是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可能性更大。

　　［3］姜新：《重评辛亥革命前期的袁世凯》，《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4］侯宜杰：《如何评价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向季云飞先生请教》，《近代史研究》1992年6期。

　　［5］季云飞：《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

　　［10］罗耀九：《对袁世凯的妥协是孙中山的战略与策略》，《学术月刊》1988年第5期。

　　［11］唐金培：《应还给历史一个真实的袁世凯—兼评“袁世凯重新评价问题”》，《殷都学刊》2010年第1期。

　　［12］胡云：《胡天注与“胡开文”墨业考证》，《黄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14］王星宇，杨羽西：《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原因分析》，《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15］（台北）中国党史委员会：《革命文献》，政治出版社1966年，第6册第2页。

　　［16］贾熟村：《孙中山集团与袁世凯的恩怨》，《云梦学刊》2009年第4期。

　　［17］王耿雄：《孙中山史事详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38页。

　　［18］贾熟村：《孙中山集团与袁世凯的恩怨》，《云梦学刊》2009年第30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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